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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有中国的班加罗尔之称,其之于日本的作用相当于印度班加罗尔之于欧美国家的作用。大连软件产业经过20年的发展,规模已经扩大至千亿级,有20万人的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人才,其中包括像辉元一样在客服中心提供技术支持,或是生产网络内容、测试产品的外籍技术劳工。

大连,东软集团软件园办公大楼。本文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

这群日本年轻人来中国的年龄通常在25至35岁之间,并视跨国流动为人生的转折点,充满了可能性与探索,但是正如辉元所描述,现实中他们大多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停滞不前,甚至是对未来向下流动的担忧。

观察到这一群体的矛盾心理及人生轨迹的变化,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川岛久美子提出疑问:当移居者展望未来,发现地域流动没有显著改变自己生命进程的时候,他们怎么办?

2012年至2015年间,川岛对39名来自日本的移居者进行了访谈和回访。

有限时空中的临时迁徙

研究中,受访者迁移到大连成为跨国公司廉价的“本地雇员”的平均年龄为29.5岁。他们都在大连呆了四到五年,最长为九年。尽管大多数人只有一般教育水平或专业资格,但他们的语言资本当时在大连非常有价值。外包服务行业发展的早期,会流利日语的中国劳工尤其短缺。

正如预算型旅者接受目的地较低的工作条件以换取海外旅行体验,受访者在中国工作享有医疗保险、免费中文语言课程和其他员工福利,弥补了他们收入上的减少以及被视为“朝不保夕”的职业地位。川岛认为,大连的劳工迁移为在经济停滞的日本厌倦了苦差事和剥削的年轻人提供了喘息的机会,避免了日本社会对他们“非规范性”生活轨迹的不认同。

在中国,这些日本年轻人占据了职业场域中并不寻常的位置。虽然他们的起薪远高于中国同行,但他们主要集中在技术外包领域的低端层次,薪资变动幅度很小。对于这些技术型移居者而言,适应当地文化和语言等新生活方式业已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而最初要兼顾全职工作和普通话课程的满腔热情往往会被时间动摇。

中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具备多语种技能。相比之下,川岛的受访者基本上只会说日语,且没有相关的技术资格,因此通常被排除在向上的职业流动之外。而那些具备高技能的年轻中国职员,很多已经位于领导层,进一步凸显了日籍技术劳工与之在年龄、职业水平和经济独立性上的差距。

31岁的里沙略带嫉妒和羡慕地解释说:“我所在部门的同事大多都有房子,他们会在内部找对象,组建新的家庭,最晚的也不过30岁左右。事业有成的夫妇之后会搬到更大的城市,以追求更好的工作和薪资。我的日本同事和中国精英之间并没有什么可比性。”

临时移居者的生活容易受外部因素影响,包括不断变化的出入境政策、国家经济优先事项和劳动力市场趋势。大约2012年以后,受访者的工作保障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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